在我蒙蒙胧胧地进入青春期时，我遭遇到了批斗，但那时的批斗已经不太残酷，而多数是为了完成任务走走形式而已。
我的第一次挨批斗也全没有任何原因，就是上边公有指示了，说我们学校阶级斗争的火焰明显落后于其他地方，要赶上去，要扩大要深入要揪出新生的阶级敌人，于是，全校所有的六年级以上的四类家庭出身的子女们，一个不拉地被批斗了一。
我们那个地方，文革时实行的是义务九年教育，也就是所谓的高中普及教育，从一年级读到九年级，算是高中毕业。其中一至五年级算小学，六七年级算初中，八九年级算高中。这只是那时这么个叫法，如果按今天的教育程度比，什么也算不上。
我这一年，正在读八年级。
这天上午，班任将几个红卫兵骨干和我们班全部共五个四类子女叫到了办公室，然后义正辞严地宣布：根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攻势，地、富农阶级出身的狗崽子们必须进行批斗，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并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深度与广度进军。
召开批斗会也是要有一定的准备时间的，不是说开就开的。
批斗会的准备阶段内，这天下午劳动结束后，我正在院子里用自家的压水机压水，帮助妈妈洗白薯，蓠芭墙外，蹑手蹑脚地走来一老一少两个女人，走近了，才知道一个是我们班的四类女同学仝玉兰，一个是她的妈妈。
来到我家门前，那女人看了一眼左右前后，做贼一般地对我妈妈说：“你们小北跟你说了吧？”说着话又是缩头缩脑地左顾右盼一番。这不怪她，那年头两个同样出身不好的人在一起嘀咕是很危险的。
妈妈不解地看着她，又看了看我，仍然不解地，“什么事呀？”
那女人又是一番左看看右瞧瞧，才小声地贴近妈妈说：“孩子要挨斗了，你们家小北也要挨斗，六年级以上的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要挨斗。”
妈妈过头，并不太吃惊地又看了我一眼。又听那女人继续说：“你说我们大人挨斗也就算了，这么大点的孩子也挨斗，我们家玉兰多老实呀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那撅着，让孩子怎么受呀！”
“那您这是”妈妈问她。
“找找他们班上的赵小凤说说，就别斗了呗。她在班上吃的开，在学校都吃的开，说话管用。”
妈妈大概不相信，但也不好驳她，就怀疑地支吾着：“那能管用吗？”
那女人似乎很骄傲地，“我娘家二嫂，跟赵小凤她姑父是一个村的，还沾点老表亲”
妈妈仍然只是支吾：“噢那那您就试试。”
“咱们一块去说，你和她们家住邻居，你又是老师，教过她”
正说着，赵小凤从外面家，到了她家门口，她先是略带羞涩地叫了妈妈一声，“郑老师”，又爽快地问仝玉兰，“仝玉兰，你在这干吗呀？”
我家和赵小凤家紧挨着，只隔一道不到一人高的什么也挡不住的土墙，但仝玉兰家距我们很远，在村子的西北角，所以在这里碰到她，赵小凤感觉有点意外。
“我”仝玉兰本来胆小，这时就更是又羞又怕的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地看她妈妈。
“哟！小凤，嗯你看你和玉兰还是表姐妹呢，平时你就照顾她，你看这次批斗会能不能”
赵小凤听到这里，脸上一下子笼罩了阴云，将好看的小脸侧歪着扭低了下去，小嘴也努了起来。
“小凤，你看，我们家本来也就是富农，跟地不一样，要是定成分时再划低一点，也就是上中农了你是干部，你给说说”
我不愿意再听她们的，便端起已经洗好的一盆白薯，到了屋子里。
就如我妈妈认定的，仝玉兰妈妈的活动一点没用，包括仝玉兰在内，挨斗的我们五个人一个也没少。
批斗将在周六的下午进行。周五这天上午第三节课时，我们班的班长那时叫连长汪海龙奉了不知谁的指示，将我们五个准备挨斗的四类子召集到大会议室，进行了严厉的全无任何理由的训斥，无非是要我们在挨斗时必须老老实实，如何地低头认罪等等。
和我们年龄一样大的汪海龙神气地坐在本来是老师才能坐的藤制的圆椅子上，上身微微向后靠着，冷冷地盯着我们，审视着我们的脸。我们五个则面对着他站成一排，全都低垂着脑袋，听着他满嘴的革命宣言。
三个女生先后开始了啜泣。这让汪班长更加地光火，他用教鞭打了一下办公桌，大声喝斥：“不许哭！四类狗崽子，要你们向人民认罪，还委曲你们了吗？
知道你们是吃什么长大的吗？是吃劳苦人民的血汗长大的，现在贫下中农翻身了，你们难道不该向人民群众低头认罪吗。”
“汪连长，我们也是生在新会，长在红旗下的，上哪去吃人民的血汗呀？”
我向来不服汪海龙，也就了他一句。
这一来，他更气了，站起身走到我面前，“鲁小北，你放老实点，不然批斗时他们可以不捆，单独把你捆起来。”
我一脸鄙薄地迎着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他，房间里的空气变的紧张。
正对峙间，我们班的班任侯老师进来了，她走到我身边，对着我说道：“鲁小北，你老实点！”
因为距离近，她说话时的吐气，全部地被我吸收，一种只有女人才有的味道，我的脑袋里竟然有了某种激动。
侯老师叫侯茹，是因出身好又敢于斗争而被推荐到省里读大学，毕业后仍到农村任教师的。说是大学，只是那时的讲法，用今天的标准，其实也就是两年制的中专。但在当时，能推荐到省城读中专的，那可比今天读剑桥博士还牛逼，所以可知当时侯茹的身价。本来读过中专就能够成为国家干部，由国家分配在城里工作了，但他们这批偏偏不巧，正赶上一个政策，“来去”，她便又到了村子里。对了，她还是我们学校“从头越”造反战斗队的第二号首领。
侯茹还是个美女，不论用当时的标准还是今天的标准，她都称得上美女。她可不是那种小家碧玉般的美女，她那细细的长长的眉毛，单眼皮下面的大而黑的眼睛，那有点上翘的秀气的鼻子，让她有着某种令人不敢对视的冷艳与霸气。我也一样，我喜欢偷看她，但却怕她。
她见我低下头不动了，又说道，“鲁小北！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知道吗？”
“是，知道了。”我低头垂立着，小声地答。www.luanhen.com
说真话，我特怕她，尽管她比我也不过年长三四岁。这怕，起缘于一次见不得人的事。有一次劳动课，我被责令家取手推车。当我一个人走到一处女知青住的集体宿舍前边，我被窗台上的一双小巧的女式球鞋强烈地吸引了，那年头农村人是穿不起也买不到这样的鞋子的。鬼使神差般，我在那窗台前停住了脚步，偷偷拿起一只鞋，这才发现那鞋里还塞着穿过而没洗的袜子。我的心咚咚跳着，将那臭袜子从鞋内取出，放到鼻子下面，啊！好大的味道，我将那鞋那袜子使劲地紧紧贴到我的口鼻之处，贪婪地狂吸“味道很香吗？”
正在我进入到仙境般的状态时，一个好听的女声从我的背后传来，正是“从头越”战斗队的二号头目侯茹、侯老师。
我的眼前一下子全黑了，手里拿着那鞋袜，整个的人全木在了那里。好半天，才终于反应过来，慌忙地将鞋袜放原处，使劲地低下头，小声地，“侯老师，我错了”
“你个流氓，你知道你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吗？”
正在这时，几个女知青从外面走进了小院，看到我垂首受训，远远的就和侯茹打招呼，又问我又犯什么罪而受训。
“他想偷吃转莲，正好被我看到。”她应那几个城里的女知青说道。
听她这样说，我几乎没反应过来，呆呆地抬头看了看她，又转头，这才发现那放鞋的窗台上，真的有几个收割下来的浅盘子大的转莲（向日葵）正摆在窗台上。偷吃生产队的转莲和偷闻女知青的鞋袜，那对于我的声名可是大不相同的。
那一刻，我象是正在向着无底的深渊坠落而注定要死的人，突然被一只无形的大树挡住又活了过来似的，向着侯老师，感恩地低下头。
那几个知青哄笑了我几句，侯老师又训斥了我几句，就让我走了。
自从那件事后，我就特怕她，而且一直持续到日后多年。
晚饭后，刮起了六级大风，天也阴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和妈妈吃过了晚饭，因为停电（我们村那时有电灯，但有电的日子反而不如没电的日子多），妈妈便在煤油灯下用粉笔无聊地画画，我则戴上了一个旧的耳机，听着里面时断时续的广播。突然，呼啸的北风中，敲门声响起来，是和我家一墙之隔的我的女同学赵小凤，她没进门，只是拍打着窗户通知我，到大队部接受审讯。
我和妈妈对视了一眼，列位，你们绝对猜不到，妈妈俏丽的脸上现出的却并不是痛苦，而是俏皮，她向我抗挤了挤眼儿，轻松地对我说：“没什么，当玩就是了。”
多年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搞不懂，这是妈妈故意对我表现的轻松呢？
还是她真的就没把这挨批斗当成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我出了门，赵小凤还在门口等我，夜风中，她背着小巧的美式卡宾枪，瑟瑟地卷着娇小的身子，竟然让人生出一股怜爱。
“走。”她冲我说了一个字。
我说，“走哇。”
她用对待阶级敌人的口气，用枪冲我指了指，“前边走。”
于是，她持枪在后面，我在她的前边，顶着怒号的北风到了红卫兵大队部。
吃惊的是，我以为全校的所有四类子都要来的，可这时的大队部只有赵小凤一个人。
见到没有别的人，我稍稍放松了一路紧张着的心，问她，“赵富春（也是准备挨批斗的四类子）他们怎么都没来呀？”
她是播音员，这个大队部，同时也还是全村的广播站。此时的她正在摆弄着扩音器，见我问话，便头也不地答我，“就你一个，人家表现都比你好，用不着来。”
我突然感到害怕，又想再问她，她却头冲我示意了一下，要我不要出声，我知道，她的话筒已经打开了。“员同志们，现在播诵指示，现在播诵最新指示”
通过她的朗读，通过设置在全村各个路口的高音喇叭，将伟大领袖的指示传达到每户员家中。
我不再出声，因为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便静悄悄地坐到一个椅子上，无聊地拿起一本红宝书翻看着，听着她、也看着她铿镪抑扬地广播。
赵小凤中等个头，胖呼呼的，长着一副北方人不多见的小圆脸，薄薄的异样的嘴唇。那脸蛋，那神态，都象极了台湾歌坛美少女组she中那个短发少女，十分的泼辣，有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其实我们关系不错。因为她喜欢和男孩子疯闹，我们又同班而且邻居，平时在一起玩的还是多的，但阶级斗争是不能讲这些的，他的父亲是个老八路，现在还在公当干部，而我的出身是地反革命，这就注定了我与她便只能分居两个阵线，一个挨斗，一个持并进行批斗。
她念完了，关掉了扩音器，转过身，这才发现我正悠闲地坐在椅子上，于是十分吃惊地对着我，“四类崽子，谁让你坐着的！”
我慢慢地站了起来，尽管我也知道，这个专用于对我们这类人实行专政的地方，是万万没有我们坐着的道理的，但我想毕竟我们是同学又是邻居，而且此时的大队部里并没有第三个人，我才认为没必要弄的那么正规的，谁承想唉！
我不是很情愿地站起来，极不自然地垂手立正。
她对我的喝斥，与我被其他革命闯将的喝斥、与她喝斥其他的四类分子相比，并没有两样，但在这样的只有两个人的房间里，作为天天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同学，作为只有一墙之隔的邻居与幼年玩伴，一下转变成专政与被专政的角色，真的感到有点那个。
大概她也有着同样的感觉，半天不做声后，她又对我说：“算了，你还是坐一会吧，一会还得撅着呢”，说完，又补充道，“一会他们来了你要老实点啊。”
我重新坐到椅子上，但已经感到事态的严重。
“噢对了！”半天无语的她，突然叫了一声，然后用头向墙角搁着的几块青砖示意了一下，“那五块砖，你自己用绳子把它拴好，一会他们进来自己挂脖子上，然后撅着”，说完又补充，“本来说让你从进门开始就吊着砖撅着的。”
我转过脸，看着那几块青砖，就是当时普通的盖房用的青砖。当时四类分子挨斗，撅成喷气式时，脖子上经常要挂上这么一摞砖的。可我从没挂过，而且，我认为今天晚上不应该这样斗我。
见我没动，她有点急，“动不动呀你？”